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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入華考_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林富士


檳榔入華考_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林富士

大家都知道檳榔是中國南方的特產,但是大家知道檳榔什麼時候來到中國的嗎?

事實上在漢代的時候,就已經傳進中國了,而且唐代的玄奘大師、韓愈先生就已經嘗過檳榔了~

驚~到底檳榔是怎麼進入台灣的呢?

就來跟大家介紹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林富士的研究,來看檳榔是怎麼傳遞到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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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入華考

【林富士】 

引言:檳榔問題 

檳榔是當代台灣社會人盡皆知的一種「物品」,也是備受爭議的一種「東西」。有一些學者甚至將檳榔視為會導致「亡國滅種」的毒品。

於是乎,一九九七年四月八日,行政院核定通過了「檳榔問題管理方案」。這個方案列舉了檳榔所帶來的四大問題(包括:個人健康、自然生態、公共衛生和社會秩序),並且主張「不應鼓勵嚼食檳榔」。行政院因而責成各個政府部門利用各種辦法解決「檳榔問題」。

於是乎,「檳榔有害」便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行政院衛生署也開始宣導有關檳榔的「正確」知識。然而,在其官方網站的網頁中,提到「台灣嚼食檳榔的歷史」時竟然說:

明朝漢人移民台灣,發現原住民嚼食檳榔塊,入境隨俗,因此檳榔塊也成為當時入藥、社交、送禮的重要物品。

(http://www.doh.gov.tw/lane/health_deu/q0410.files/slide0005.htm)

於是乎,製造「檳榔問題」的元凶瞬間浮現,原來,都是「原住民」惹的禍。

這是真的嗎?漢人嚼食檳榔真的是受原住民影響才有的習俗嗎?

我想,多數的歷史文獻和歷史學者都無法支持衛生署的「官方說法」。因為,「漢人」和檳榔的第一次接觸,時間遠在明代之前,地點也不在台灣,而是在「中國」。

占有與移植:漢武帝與檳榔的第一類接觸 

在傳統中國文獻中,最早提到「檳榔」的似乎是西漢武帝之時司馬相如所寫的〈上林賦〉。在描述上林苑(皇帝的御花園)的景物時,司馬相如曾提到一種叫做「仁頻」的植物,而根據唐人的注解,仁頻就是檳榔。

假如唐人的解釋沒有錯,那麼,在漢武帝的時候,中國的長安已經可以看到檳榔樹了。不過,上林苑中的檳榔樹並不是當地的原生植物,而是從異域移植而來。

事實上,漢代人所撰的《三輔黃圖》也提到,漢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滅了南越之後,曾經從南越(兩廣、越南一帶)移來各種「奇草異木」,種植在上林苑中新建的「扶荔宮」,其中,便有「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各百餘棵。這或許是檳榔樹首度越過長江流域,進入華北地區。

不過,當時移植到長安(陝西西安)的檳榔樹究竟活了多久就不知道了,因為,檳榔是熱帶、亞熱帶的植物,不耐霜雪,除非「扶荔宮」有類似「暖房」的設置,否則,以長安的緯度和氣候恐怕不利檳榔生長,至少,要開花結果似乎很難。因此,無論是漢武帝還是司馬相如,恐怕都沒吃過上林苑中的檳榔。

無論如何,隨著南越納入漢帝國的版圖,當地的檳榔樹自然也就成為「中國」的物種。不過,在西漢時期,中原地區的知識階層對於檳榔應該還是非常陌生,檳榔樹基本上只存活於被征服者的世界中,而當地的「原住民」(主要是南亞語系的越族)也沒有馬上「漢化」。

歸化與認識:「漢人」與檳榔的第二類接觸 

然而,在漢武帝之後,南越既成為中國的領土,中央也曾在當地設置郡縣,遣派官吏、士兵前往統治,因此,中原人士和當地的「原住民」之間必然會有所交流,對於當地的物產、風俗也會逐漸熟稔。再加上中國南方和南洋、印度洋一帶的貿易逐漸活絡,外國的商人與傳教者(主要是佛教僧侶)也會將當地的一些「土產」帶進中國,而檳榔正是南洋、南亞一帶的特產之一。因此,西漢之後的「漢人」還是有不少機會接觸到檳榔。

而在東漢王朝移都洛陽之後,隨著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中國的「漢人」與南方異族、外國異物之間的交流應該會更密切。以檳榔來說,檳榔樹雖然難以移植到黃河流域,但檳榔子在採收之後,卻不難流向北方(為利於保存,一般會先製成檳榔乾),只是絕少見於記載。

唯東漢和帝時的議郎楊孚,在《異物志》中已提到:

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不生枝葉,其狀若桂。其顛近上未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瘣木焉;因坼裂,出若黍穗,無花而為實,大如桃李。又生棘針,重累其下,所以衛其實也。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貫之,硬如乾棗。以扶留、古賁灰并食,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飲啖設為口實。

這段文字,清楚的描述了檳榔樹的外觀、生物特性、檳榔子的食用方式和功效。關於食用方式,《異物志》還說:古賁灰,牡礪灰也,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然後善也。扶留藤,似木防己。扶留、檳榔,所生相去遠,為物甚異而相成。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

《異物志》原書已經亡佚,以上這兩段文字都引自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而且,在隋之前,至少有四、五人都曾撰寫過「異物志」,因此,這兩段材料是否出自楊孚之手,還無法確定。不過,根據《廣志》、《廣東新語》等書的記載,楊孚是南海「河南」(在現在的廣州附近)人,因此,在他專門介紹南方「異物」的書中提到故鄉的檳榔,應該是可能的。至於楊孚是不是「漢人」,就有討論的空間了。

以政治歸屬和文化認同而言,楊孚應該算是「漢人」,但以他出生、成長的環境來看,他也有可能是當年被漢武帝滅國的越族之後。無論如何,到了公元第二世紀,在中國領土之內,應該已有「屬民」栽種並嚼食檳榔,而且已經知道檳榔的藥物功用。

而無論楊孚及南海附近的人能不能算是「漢人」,最晚到了公元第三世紀,檳榔已經進入部分中原地區的「漢人」的知識領域。例如,東漢末年(公元三世紀初),長沙太守張仲景在一個「退五臟虛熱」的「四時加減柴胡飲子方」中便使用了「大腹檳榔」四枚(《金匱要略》)。雖然有人懷疑這不是張仲景的方子,不過,當時應該已有中國的醫者知道檳榔的藥物功用,例如,三國時期名醫華佗的弟子吳普在他的本草書中便已提到此物。他的另一名弟子李當之在《藥錄》中也提到檳榔。

從此之後,檳榔便成為中國醫者常用的藥物。例如,東晉葛洪的《肘後方》中便有四個藥方使用到檳榔,並且強調,醫者經常備用的藥物中要有「檳榔五十枚」。可見,檳榔的醫療功用逐漸受到重視。而南朝陶弘景的《名醫別錄》也針對檳榔的藥性和功效(消穀、逐水、除痰澼、殺三蟲、伏尸、寸白)大加介紹。

親訪與交流:中國與檳榔的第三類接觸 

在公元第三世紀,中國對檳榔的認識逐漸加深,主要的關鍵之一是在三國鼎立之後,吳國孫權定都建康(南京),大力向南方拓展的結果。

孫權不僅加強控制轄下的交州(主要是現在的兩廣和越南一帶),還不斷派出軍隊和使臣到「海外」活動。其活動範圍似乎遍及南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地)、中南半島(柬埔寨、泰國、緬甸、寮國等地)和南亞(印度南方)一帶。其中,和檳榔最有關係的一次,應該是派遣康泰和朱應出使「扶南」(大致為今柬埔寨一帶)。

他們二人回國之後,還撰寫了專書,記錄異國的風土、人情和物產,其中,康泰的《外國傳》、朱應的《扶南異物志》都還有部分條文殘留至今。

六朝人對於「異域」和「異物」似乎有強烈的興趣,相關的著作不在少數,但是,大多是道聽途說或輾轉抄襲而成,真正根據「田野」經驗寫成的書並不多,因此,他們二人的著作便相當珍貴,似乎成為當時「好奇」之士必讀之書。

總之,我們發現,在康泰、朱應之後,六朝諸多記載中國南方及鄰近國家之「異物」的書相當多,如吳國萬震的《南州異物志》、西晉初年吳人張勃的《吳錄》、西晉末年嵇含的《南方草木狀》、東晉元帝時常寬的《蜀記》(《蜀志》)、晉代郭義恭的《廣志》、顧微的《廣州記》、裴淵的《廣州記》、隋前佚名者所撰的《林邑國記》等書,而他們大多會提到檳榔,其內容雖和前引《異物志》的記載大致相同,但仍有一些增補和差異,有些或許曾參考康泰、朱應之書。不過,其中應該也有一些是至當地任官或遊歷之後的見聞記錄,例如,東晉時期的俞益期(公元四世紀人),在〈與韓康伯牋〉中便提到,「檳榔樹」是「最南遊之可觀」。他在交州時甚至親自度量樹的粗細、高矮,觀察其生物特徵,而且還認識到檳榔「性不耐霜,不得北植」。

除了官員之外,有一些佛教的僧人在他們的著作中也提到過檳榔,例如,南朝‧梁的竺法真在《登羅浮山疏》中便提到「山檳榔」(蒳子)和一般檳榔的異同。而這一位僧人這麼關心檳榔並不奇怪,因為,在印度和東南亞一帶的佛教信眾,常會以檳榔「供養」僧人,佛教內部也曾針對可不可以吃檳榔有過討論。

佛教禁止喝酒,而嚼食檳榔又會產生類似醉酒的生理反應,因此,便有人提出質疑,最後,佛教高僧認為,嚼食檳榔只會導致「微醺」,沒關係,而且,檳榔能治病(僧人主要取其能除口臭),所以,只要不吃太多,不要常吃,基本上是「許食」之物。

例如,南朝.陳的時候,天台宗智者大師的弟子毛喜官拜吏部尚書,有一次,毛喜寫信給智者,還順道寄去三百顆檳榔孝敬師父。此外,唐三藏當年到印度那爛陀寺留學時,寺方給予特別的待遇,每天「供養」他二十顆檳榔。可見中國的高僧也吃檳榔。

總之,在三國之後,無論是因為中國使臣、官員的遊歷經驗,還是外來僧人、商人介紹的緣故,中國人對於檳榔的認識便逐漸加深,知識界也開始介紹、傳述檳榔的妙用。

珍品與嚼食:中國與檳榔的第四類接觸 

六朝人對於檳榔的食用方法和功效雖然有了認識和肯定,但是,至少在西晉時期,有機會品嚐檳榔的人似乎還不多。西晉初年的左思在其〈吳都賦〉中有「檳榔無柯,椰葉無陰」之語,這雖然說明當時的建康可能栽種了檳榔樹,但是,當地的氣候恐怕不適合檳榔的大規模繁殖和結果。至於長江流域以北,更是不可能。因此,西晉初年的張載在〈瓜賦〉中仍將檳榔(子)視為非常難得的稀奇、珍異之物。

這種情形到了所謂的「五胡亂華」之後,才有比較大的改變。

當時,在中原大亂之際,不少北方的士族、百姓紛紛南下避難,西晉皇室司馬氏也在建康重新建立政權,開始了長達一百多年的東晉王朝。而這一波波的移民潮,也使不同族群、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而且,中國和南海、南亞的交通也更加頻繁,透過使者、商人和僧人,異域的各種「土產」紛紛因貿易或「朝貢」而輸入中國本土。檳榔似乎是在這個時期,才開始進入所謂的「漢人」的生活世界中。

不過,東晉和南朝之時,比較有機會品嚐檳榔的,仍局限於中國南方的皇室、貴族和富家大族。當時人仍視檳榔為珍貴之物。例如,南朝.宋時,江夏王劉義恭受皇帝賞賜檳榔,還要寫個「謝啟」聲言:

奉賜交州所獻檳榔,味殊常品,塗遠蒟醬。〈謝賜交州檳榔啟〉

梁代的沈約也有〈謝賜交州檳榔啟〉;王僧孺有〈謝賜于陀利所獻檳榔啟〉,庾肩吾則有〈謝賚檳榔啟〉、〈謝東宮賚檳榔啟〉。可見當時皇帝或皇室得到邊地或外國所貢獻的檳榔之後,也會賞賜給近親和大臣。對於這些豪門貴族而言,得到這種珍貴的「禮物」,應該也會和家人、朋友分享。例如,庾肩吾的兒子庾信在北周之時,人在北方還撰有〈忽見檳榔詩〉。

因此,在南北朝時期,部分官場之人應該逐漸有嚼食檳榔的習慣。例如,南朝.齊的豫章文獻王蕭嶷在臨終前的遺囑中便交代他的子孫,祭拜他的時候要有檳榔(《南齊書》)。其次,齊武帝之時的任遙和任昉父子也都嗜好此物,任遙更是「以為常餌」,臨死之前都還要求吃一口「好」檳榔,結果,任昉接連剖了百口都「不得好者」,讓任遙抱憾而終,任昉也因而終身不再嚐檳榔(《南史》)。另外,宋武帝之時的大臣劉穆之,在東晉末年,當他還年輕的時候,因為家貧,常到他妻子的娘家江氏家中「乞食」,有一回,飯飽之後還要求吃檳榔,結果,他的妻舅們便奚落他一頓說:「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南史》)

後來,劉穆之官拜丹陽尹之後,便召來江氏兄弟,用金盤端出一斛檳榔請他們享用。由此可見,檳榔在當時還是富貴人家才吃得起的食物,也是用來炫耀親友的一種珍貴之物。

既有這樣的需求,檳榔自然源源不斷的進入中國。從三國時代起,南洋及中南半島各國向中國進貢的物品當中,便常有檳榔在內。齊武帝永明三年(四八四年),扶南(今柬埔寨一帶)國王闍耶跋摩所派遣的使臣天竺道人(僧人)釋那迦仙甚至還奉獻了一枚「玳瑁檳榔柈」(《南齊書》)。檳榔盤自然是為了盛裝檳榔而製,而在當時,這還是相當罕見的器具,例如,沈約還特地寫了一首〈詠竹檳榔盤詩〉,雖然是竹器,但似乎也是舶來品,才會受到他的重視。

而當時人吃檳榔,可能是出自好奇或是為了炫耀身分和財富,但是,似乎也有非常實際的考量。因為,根據當時人的認知,檳榔可以用來防治寄生蟲、消化不良、瘴癘、瘧疾、腳氣病,也可以緩解服用寒食散之後的毒性。而這一些都是中國南方的富貴人家最常見或最憂慮的「流行病」。

結語:「檳榔族」 

總之,中國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方的皇室、富貴階層和僧人似乎已流行吃檳榔,醫家也開始以檳榔入藥,研究其治病的功效,邊地的官員和外國的商人、僧人、使臣也不斷將檳榔輸入中國,使部分「漢人」逐漸養成嚼食的習慣。到了隋唐之後,這種習慣便進一步擴及於各個階層及各個地區,尤其是地處或鄰近檳榔產地的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江浙一帶,嚼食的風氣更是和南洋、南亞各地一樣。千百年後,嚼食檳榔自然成為當地的固有「文化」。

因此,明清時期到台灣的漢人移民,當他們在閩、廣(粵)的時候,應該早就是「檳榔族」了,根本不需要台灣原住民的教導。

事實上,在日本「殖民」台灣後期(一九四三年),日人德重敏夫甚至宣稱,台灣的平埔族和東南部的高山族(阿美、卑南、排灣)是受到「漢人」的影響才開始吃檳榔的。他的說法已經受到學者的駁斥。但是,誰才是最早的「檳榔族」,恐怕還真有待考證。以文獻的記載來說,印歐語系的印度人、南亞語系的越族、南島語系的馬來人都有可能。至於漢藏語系的漢人,雖然比較不可能是始祖,但加入「檳榔族」的行列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作者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2003/07/28 歷史月刊七月號】

圖片引用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0/13/n97276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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