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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公衛體系曾經身經百戰,為何防治新型冠狀病毒卻力有未逮? / 陳美霞


聯合報刊載版本 http://phlib.org.tw/uncategorized/2020020502/

陳美霞 /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新型冠狀病毒侵襲大陸湖北,進而傳播到其他省份,甚至傳播到全世界許多國家。中國大陸目前為止已經有兩萬多確診病例,死亡人數四百多,其中湖北佔最高比例。台灣目前尚未流行,但也發現11個確診病例。大陸疫情還在持續延燒,兩岸民眾有如驚弓之鳥,人人自危,進而謠言四起,甚至導致口罩搶購風潮。兩岸醫療衛生人員也都繃緊了神經投入醫療及防疫工作,萬分辛苦。這個困境,對兩岸社會、經濟、人民的生活及福祉,必然將造成嚴重的影響。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流行,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它的防治是一項公共衛生工作。有謂「預防勝於治療」,要有效扼止傳染病流行,在醫療之前,須先做好大量的防治工作,即:結合社會的公私力量,進行有組織的衛生教育、預防、疫情監測、通報、調查、檢驗、處理、居家隔離等等工作;前端的公共衛生防治工作沒作好,末端的醫療工作自然無法井井有條,自然沈重異常,醫療人員必然倍感艱辛;社區民眾也因此無所適從,社會因而亂象叢生。這次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人心惶惶,反映兩岸公共衛生體系無法及時做好比醫療還要更前端的衛生防治工作。

然而,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兩岸公衛體系都曾經在1950到1970年代在疾病—尤其傳染病–防治方面身經百戰,成果輝煌,世界因而刮目相看。在這個年代,許許多多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還更險惡的急性、慢性傳染病橫行兩岸;大陸在這段期間成功消滅了性病;控制了鼠疫、瘧疾、血吸蟲病、霍亂、天花、白喉、肺結核等等疾病的侵害。同樣,台灣也使得霍亂、痢疾、瘧疾、日本腦炎、肺結核、小兒痳痺等等傳染病銷聲匿跡。

那麼,為什麼曾經在1950-70年代防治傳染病工作表現十分傑出的兩岸公衛體系,到了千禧年後,卻在2003年的SARS及2019-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防治工作力有未逮呢?檢視兩岸公衛體系的發展史,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我們先檢視目前面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流行巨大挑戰的大陸:中共建國之後的前三十年,也就是1950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大陸公衛體系政策推動的原則主要是:預防為主,醫療為輔;在人民公社之下建立合作醫療機制、在基層鄉鎮以集體的力量推動衛生工作;訓練從當地評選出來、熱心為人民服務的赤腳醫生、從基層民眾的立場、負責基層衛生醫療工作;以中西醫結合執行醫療工作;注重農村衛生醫療;全國醫療機構幾乎都是國家或集體所屬、以提供人民醫療服務為使命;公共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結合。但是,後三十年,這樣的原則卻有了一個大逆轉:醫療為主,預防為輔;人民公社及合作醫療解體;為人民服務的赤腳醫生消失,取代他們的多是以提供醫療商品賺取利潤及收入的鄉村醫生;衛生醫療資源從農村轉向城市;更注重西醫,商品化、市場化醫療服務的提供,大量增加對醫療機構的投入,迫使公立醫院自負盈虧,甚至允許、鼓勵私人資本進入醫療領域、以賺取利潤、積累資本;公衛不再注重群眾運動,反而注重醫療技術。

再來檢視台灣:1950-70年代,主要政策以「預防勝於治療」為最高指導方針,政府在每個鄉鎮均建立衛生所,並賦予大量資源及人力,同時也積極投入公立醫院的建設。但是,1980年代後,這個政策也與大陸一樣有了大逆轉:公衛體系越來越醫療化,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資助大量減低、使其自負盈虧,鼓勵私人資本投入醫療領域、甚至財團化醫療機構。

因此,兩岸的公衛體系在過去數十年之間,都經歷公衛體系醫療化、醫療體系商品化、市場化、擴大化、甚至財團化,公衛體系因而嚴重弱化的過程。從歷史看現在、並展望未來:兩岸若要成功防治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以及將來因全球化浪潮可能帶來的其他更多、更險惡的新興傳染病,就必須致力改造現在因醫療化而弱化的公衛體系,才可望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輝煌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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