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 Meei-shia, 1998, “Howard Waitzkin: Intellectual for the Disadvantaged.”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9(1): 4-6
http://www.jstor.org/stable/2676385
*我想要感謝安德魯‧施蘭克（Andrew Schrank）有幫助的評論和有價值的編輯協助。
法國哲學家讓‧保羅‧沙特（Jean Paul Sartre）曾說，要成為一個知識份子，你必須在勞苦大眾（toiling masses）的鬥爭之中：成為受壓迫者的一部分，為了他們的使命而工作，與農民、無產階級、原住民、被殖民的人民等的苦難、願景和行動連結起來。很少人能滿足沙特的定義，但在作為一位社會科學家、醫師與公共健康倡議者的三十年中，霍華‧維茨金（Howard Waitzkin）做出勇敢的嘗試。他真的是一個「弱勢者的知識份子」。
霍華‧維茨金對受壓迫者的使命和苦難由來已久的學術與政治許諾，根源於一個顯示了現代社會中病痛（illness）痛苦的社會本質的個人經驗：他祖父的死亡，他以他的第二本書《第二種疾病：資本主義健康照護的矛盾》（The Second Sickness: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Health Care）（1983）向他致敬。阿比‧維茨金（Abe Waitzkin）是一位俄亥俄州的房屋油漆工和工會組織者，他悲劇地死於用來把漆調淡的有毒溶劑帶來的肝癌。諷刺地，雖然阿比的工會曾要求政府監測殺死他的那種化學物質，這要求被置若罔聞。在阿比臨終前，他的醫師讓他陷入謊言與曲解的網羅中，使他困惑而委靡。儘管多數美國人將家庭悲劇視為「運氣不好」的孤例，霍華早成的「社會學的想像」讓他對他親愛的祖父之死知其所以然：資本主義生產和分配系統中固有的矛盾和不平等的一個相當典型的表現。
霍華‧維茨金對他祖父（教導他：朝向更美好生活的奮鬥，牽涉到一個撲克牌好手的幽默感、時機感和策略感）的愛與欽佩、以及他的過世的痛苦回憶，產生了一種對美國、拉丁美洲和廣大世界的弱勢者、貧窮者、少數族群和受壓迫人民的堅定不移的使命感──在他大學和大學畢業年間清楚展現的使命感，那時他活躍參與民權、健康權和受壓迫者及被殖民者解放的社會、政治與草根運動，並未妨礙他完成醫學博士（M.D.）和哲學博士（Ph.D.）二者的學業。在他27頁的履歷表中──列出無數著作、獎項、獎學金，以及大學、社區和公共服務──其中一行至今日仍然突出：兵役─良心反對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
確實，讓他的一些導師懊惱（包括塔爾科特‧帕深思[Talcott Parsons]），霍華相信他不能把他的腦力工作和他的政治行動主義（political activism）分開，因此他開始探索他未曾在學校被教導過的觀點：新歷史（new histories）、批判理論和另類策略（alternative strategies）。不用說，考慮到對一位教授或一位醫師，或兩者皆是，的時間要求，要平衡與整合政治和知識生活是一件有挑戰性的嘗試。儘管如此，霍華超過百篇的文章和專書章節；三本有影響力的專書；在公衛、健康政策和醫學場域的大學、社區和公共服務；以及他獲得的無數榮譽與獎章，都表明了他已迎接挑戰。
他在1972年於哈佛完成作為一位醫學博士和一位社會學家的訓練後，霍華‧維茨金和芭芭拉‧華特曼（Barbara Waterman）出版了專書，《資本主義社會中病痛的剝削》（The Exploitation of Illness in Capitalist Society）（1974）。在闡述三位突出的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深思、艾略特‧傅利森（Elliot Freidson）和大衛‧米凱尼克（David Mechanic）──的醫學社會學理論後，霍華和他的合著者呈現了一套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醫學與健康照護實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從弱勢者的觀點審視病痛，並說明資本主義健康照護固有的不斷的剝削；現代資本主義照護系統的社會控制面向；以及醫學帝國主義（medical imperialism）。在接下來幾年間，這本書將充當某種宣言，而霍華將對所有它的主題著手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1970年代看到霍華達成生產力的新高。他在社會學、醫學和健康照護期刊出版多篇文章，處理健康和不平等間的關係、城市貧民的健康照護、健康照護中的社會控制、社區抵抗與組織、上漲的健康照護成本，和社會主義健康照護系統──總是展現一種銳利的「社會學的想像」，藉由從另一端，弱勢者那端，批判健康照護系統。
在1980年代，霍華以廣受好評的專書，《第二種疾病：資本主義健康照護的矛盾》（The Second Sickness: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Health Care）（1983），的出版繼續他的探索。這本書的標題衍自1939年加拿大外科醫師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對中國社會主義解放力所稱的「第二種疾病」：一種由社會不正義造成的身體疾病。霍華從一開始就澄清他的觀點：許多病痛和苦難有著社會根源；醫學實作的組織終極地與更廣的社會組織不可分離；以及對健康問題有意義的解方通常需要根本的社會變革。建立在辯證與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恩格斯、葛蘭西、阿圖塞和哈伯瑪斯的批判傳統的深刻洞見，霍華對階級不平等、醫學壓迫、科學與醫學意識型態、壟斷資本主義、和它們的許多矛盾進行全面而嚴謹的研究。作為一個歷史辯證唯物主義者，霍華盡力（took pains to）討論理論與實作間的辯證性關係，並申明研究和分析必須與政治行動連結，提倡在健康照護領域的非改良主義改革（nonreformist reform）──以導致真正的權力與財政變革──並警示改良主義的陷阱。霍華進一步闡述和對比智利失敗的健康照護改革和古巴成功的社會和經濟革命與健康照護改革，以論證沒有社會秩序基本變革的漸進改革（incremental reform）註定要失敗。儘管他提倡一種社會主義健康照護系統，他自身作為一個非教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和嚴謹的分析者，霍華也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健康照護系統的問題抱持批判。
霍華‧維茨金對在巨觀和微觀層次都對健康和醫療照護產生興趣。作為一位基層醫師（primary physician），他於70年代在微觀層次從事醫病關係的研究，處理醫病關係的政治學、訊息控制以及醫師作為社會控制的能動者。這項工作在他三本專書，《療遇的政治學：病人和醫師如何處理社會問題》（The Politics of Medical Encounters: How Patients and Doctors Deal with Social Problems）（1991）的出版達到高潮。再一次地根植於批判傳統，這本書變成醫病關係（patient- provider relationships）場域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帶著科學的嚴謹性，它面對研究醫學意識型態、專業的社會控制及療遇語言的困難方法論與理論問題。
霍華‧維茨金深刻和批判的作品與進步的政治行動在1980和1990年代持續著。一方面，他分析資本主義健康照護系統種種矛盾的歷史、政治、社會和經濟根源，而另一方面，他活躍地參與促進更平等、正義和人性的醫療照護系統與社會的政治行動。他對最弱勢人口面對的最困難和複雜的健康與醫療照護議題的批判性分析的努力毫不減弱。在他的研究和政治行動中，他都持續問：「甚麼樣的工作和活動提昇政治理解且刺激結構變革，而非鼓勵僅使現況續存的有限進步？」霍華的理論根植於他的實作，而他的實作由他的研究結果理論地形成。
大部分基進社會科學家都知道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is on Feuerbach）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許多人胡亂拋出這句話，但很少人真正活出它。霍華‧維茨金活出它了。他是一個典範的學者、教育者、分析者、批判思考者和弱勢者的知識份子──而對此我們都感感謝。阿比‧維茨金應會引以為傲。
陳美霞是芝加哥大學健康管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Health Administration Studies）和健康管理與政策研究學程（Graduate Program for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的助理教授，和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的公衛教授。她目前的工作包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傳統中醫的國家政策比較研究；一項對亞洲的新國際勞動分工下之職業衛生和環境污染的研究；一項健康不平等的跨國研究；一項對中歐、東歐和中國的健康照護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索；以及一項口腔健康照護系統的跨國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