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3/24)是世界結核病日。衛促會近期有兩篇有關結核病問題探討的文章，刊在《人間思想》，在今日介紹給大家。
首先，第一篇｢台灣防癆體系從公衛責任變成個人健康責任的歷史批判分析｣。
根據WHO資料，結核病仍是世界十大死因，2017年，1000萬人患有結核病，160萬人因該病死亡。台灣結核病新發生病例數雖逐年下降，但2018年仍有約九千位新發生個案。
作者黃青青，她投入第一線防癆工作長達三十三年，她回顧台灣六十年防癆歷史，與她一樣奉獻出生命精華歲月投入其中的一線工作人員不在少數，原本她及許多防癆人員是驕傲地、珍惜地、真心地對待這些登記在案的病人，付出她們的專業，也獲得病人配合治療的回饋，彼此尊重，內心愉悅。
她訴說: 奈何在職場的最後十年，她們卻疲於奔命地處理關懷員與個案的衝突，違心地回覆TB病人及其家屬的陳情案件，手拿著傳染病防治法在街頭追著病人要執行強制就醫。
如此工作典範的轉移―台灣防癆體系從「國家社會公共責任轉為市場個人健康責任」的轉折、變化，是誰獲利？又是誰受害？
第二篇｢翻轉主流論述：台灣原住民族結核病問題的歷史分析｣文章。
作者高瑋蘋，阿美族人，投入衛促會全職工作長達九年。原住民族相對於非原住民族，有較多的社會弱勢，同時也是健康弱勢。她以原住民族結核病問題的歷史分析為題，深究山地鄉結核病死亡率為台灣全體結核病死亡率的2.8倍的根本原因。國家政策為了減緩這樣的健康不平等問題，實施許多補助政策，很遺憾的是，即使經過種種的補助政策與諸多人員的努力，原住民族至今仍無法擺脫結核病帶來的健康威脅及加重社會弱勢的處境。
她的文章提到一位原住民小鴻，2009年4月完成治療，同年5月，他死了，倒在家中的客廳。
當瑋蘋5月回到衛生所參加都治關懷員會議，在一旁聽著都治關懷員回報每個人的服藥情形後，坐在會議桌另一邊的關懷員跟她說：「瑋蘋，你知道嗎？小鴻死了呢！」由於小鴻已經完治，所以關懷員是從部落的其他人口中得知。
瑋蘋談到: 在治療結核病過程中，關懷員每天都會親自送藥並了解小鴻的健康及生活情形。這一次倒在家裡的他，被朋友發現時，死亡時間已有三天了。「他還這麼年輕，怎麼就這樣走了?」我忍住眼淚走到廁所，想起我們訪談結束後的那些日子，他曾打電話給我兩、三次，他關心我的訪談進度，我關心他的治療進展。記得4月底，我在電話中還恭喜小鴻完治，他也開心地跟我說他好了以後，可以去打打零工，話中的喜悅讓我感受到，他似乎期待重新展開一個新的生活。因為小鴻家裡沒有電話，他是到家裡附近的雜貨店，使用投幣式電話打給我，當我在電話的另一頭聽見投幣式電話吃錢的答、答、答聲響，那幾分鐘真是令我忐忑不安，心想他連收入都沒有了，還用了身上僅有的錢打電話給我。沒想到，5月中的時候，他再次倒下去了，這一次他已是冰冷地躺在家中的客廳，而我來不及對他說再見。
兩篇文章詳見，2018年《人間思想》雜誌第18期
黃青青的｢台灣防癆體系從公衛責任變成個人健康責任的歷史批判分析｣文章
高瑋蘋的「翻轉主流論述：台灣原住民族結核病問題的歷史分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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