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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勞網採訪【做好社區防疫,不只為了防堵新冠病毒】/ 陳美霞常務理事


苦勞網採訪【做好社區防疫,不只為了防堵新冠病毒】/ 陳美霞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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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衛學者陳美霞:做好社區防疫,不只為了防堵新冠病毒

2020/05/15 苦勞報導 張智琦 / 苦勞網記者

新冠肺炎自1月在武漢爆發,疫情蔓延到全球以來,已經四個月餘,全球確診病例超過440萬,至少30萬人死亡,各國公衛醫療體系也面臨重大挑戰和衝擊。我們訪問了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陳美霞,請她從疫情談談台灣公衛醫療體系的問題,以及她對歐美國家、中國大陸防疫政策的觀察,反思台灣政府和民間的防疫問題。

問:新冠疫情發展至今,台灣目前尚未爆發大規模群聚感染,確診數維持在四百多例左右,您認為台灣的防疫表現如何?

陳:台灣的防疫表現,從數字來看確實不錯,確診數比較低。不過,放在全世界來說,也不算第一名,像是越南,病例數更少,死亡數仍維持在零,他們也跟中國大陸很近而且交流頻繁,但是做得更好。

目前台灣防疫都在境外阻絕和隔離的階段,還沒有爆發社區感染,所以公衛體系其實也還沒機會發揮。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防疫焦點都集中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身上,衛生局處都是被動配合防疫中心的指示。這種由上而下的思維,也反映我們的公衛體系沒有真的動起來。

我認為關鍵在於要建立社區防疫網,由各地衛生所的人員和里長來協調,做社區的防疫串聯,這樣即使爆發社區感染,也比較有能力因應,而不是等待指揮中心發號施令。

有了社區防疫網,衛生所人員和里長就可以組織民眾做衛生教育,屏除不正確的防疫知識和謠言,缺口罩時鄰居之間也可以互相調用,或對確診的人建立社會支持等等。衛生教育不只是「勤洗手、戴口罩」等宣導,而是涵蓋方方面面的教育。

這也不只是為了防治新冠病毒而已,公衛體系現在變得非常個人化,要求每個人為自己健康負責,完全沒有社區涉入,但其實所有疾病,包含登革熱等傳染病和慢性病等等,都可以用到社區公衛防疫網,不管是要注射新流感的疫苗,還是防治登革熱,以里為單位的防疫網都可以發揮作用。

問:您曾分析台灣的公衛體系在1980年代後出現兩大問題,分別是醫療部門的「市場化」,以及預防部門的「侏儒化」。這可能使我們在防疫上產生什麼弊病?台灣公衛體系如何進行公共化的改革?

陳:公衛體系分成「預防」和「醫療」兩個部門,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影響,1980年代後台灣政府開始放任醫療商品化、市場化,預防部門則遭到弱化。政府以為醫療做得好就夠了,在醫療方面不斷增加預算,2018年台灣國民醫療保健支出中,醫療支出就佔了96%,公衛支出只有4%,資源比例完全是「大小腳」。

然而,成功的公衛體系應該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如果人民不容易生病、不需要看醫生,國家越能預防疾病發生,代表公衛體系做越好。

現在公衛體系的人力、經費都缺,分布在疾管署、各地衛生局和衛生所的公衛人力,大概不到9千人,地方衛生所人員累得要命,不受重視而且壓力大。國家投入公衛的預算只有4%,也導致就業崗位不多,我在成大公衛所的很多學生畢業後,都找不到公衛工作。

公衛團體和政府之所以推動《公共衛生師法》立法,是因為以往申請衛生局所工作,公衛畢業的學生沒有「師」,常常競爭不過護理師和藥師,所以希望公衛也有證照。如果設立「公衛師」後,各界對公衛的專業認同度增加,我也樂見其成,但是真正的問題仍是國家不重視預防部門,如果把餅做大,也就沒有「公衛師」的問題。

其實,公共衛生的格局應該是歡迎所有人都可以來做公衛,不管是護理師、藥師或醫師,只要願意投入到預防部門都歡迎,重要的是讓「所有人都有公衛觀念」,讓大家都可以做公衛,政府除了應該提升公衛經費和人力,更應該普及公衛觀念。

問:自疫情蔓延到歐洲和美國後,歐洲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美國也成為全球確診數和死亡數最高的國家,您認為歐美為何狀況這麼嚴重?西方國家的防疫政策和公衛醫療制度有什麼問題?

陳:從本質上來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著眼於賺取利潤,醫療部門市場化,資本家願意投資賺錢的醫療科技,但是卻不願把錢投入無利可圖的預防部門。相比於醫療服務可以數量化、標準化地算錢,非常好商品化,預防部門提供的服務(傳染病防治、社區的衛生教育)偏向公共性、集體性,就很難轉換成商品,資本主義為了追逐利潤,很自然地就偏廢了預防部門。

美國情況會這麼嚴重,川普的領導非常有問題,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要尋求連任,不希望經濟受影響變差,所以才一直想重啟經濟,忽略了防疫的重要性。不過,如果把責任都歸咎於川普,也是一種誤導,因為他只是更戲劇化的展現了美國公衛醫療制度的缺陷,像是美國連口罩、呼吸機都缺乏,問題就出在資本主義制度根本不重視公衛。

美國公衛界曾經大聲呼籲,公衛體系預防部門的人力短缺25萬,需要大幅增加人力資源,但政府完全不理會,人力遇缺不補、經費短少、設備缺乏,加上醫療費用昂貴,許多美國人買不起醫療保險,疫情一來完全招架不住。

歐洲的狀況比起美國稍微好一點,但是歐洲各國在公衛體系同樣投入預防部門不足,例如疫情嚴重的義大利,投入預防部門的經費僅佔總醫療保健經費4%,加上歐盟的撙節政策對義大利影響很大,義大利政府被迫削減醫療支出,醫療資源更為緊縮。

問: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大陸確診病例呈趨緩甚至多省「清零」的趨勢,官方也陸續解除湖北省和武漢的封城措施,您怎麼看待中國當前的防疫政策和公衛醫療制度?

陳:中國大陸這次的防疫表現不錯,我認為可以歸功於兩點,首先是政府執行力非常強,雖然一開始對於病毒措手不及,有一段混亂時期,但是穩定下來以後,就很有魄力的執行各種防疫措施,也收到成效。

此外,我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還是殘留著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的「為人民服務」精神,所以疫情爆發後,我們看到大陸各地醫護都到湖北支援,即使這些醫護面臨很大風險,也願意為國家奉獻,這是很讓人感動的。

不過,正如我做過的研究,中國在改開後,醫療衛生體系發生了「大逆轉」,走向市場化和商品化,輕忽預防而偏重醫療服務。這次防疫中,中國的公衛體系同樣沒有發動起來,而是用一系列的緊急措施補救,主要是靠政府和醫療人員在撐,但總不能每次有疫情都靠發動緊急狀態,如果公衛體系做得好,對防治病毒有足夠演習和訓練,也可以避免8萬多人的確診和4千多名的死亡人數。

問:您強調看待公衛醫療體系的問題,必須有「政治經濟學」的視野,您認為這次疫情顯示出資本主義制度哪些問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並促使改變?

陳:其實,這次疫情過後,我們或許應該謝謝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就像是一面照妖鏡,照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是追求利潤,不斷擴張,把所有東西都商品化,資本家只願意生產可以賺取利潤的產品,結果公衛體系變成是買賣關係,沒錢就買不到醫療服務,本來應該是要治病救人的場域,變成是資本家營利的地方,於是我們看到大量的人死亡,美國連人民的健康都保障不了。可以說,新冠病毒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撲,我們都是這種買賣關係下的犧牲品。

以前大家或許覺得在這種制度下過活也沒關係,但經過這次疫情,人類勢必得要反思了,未來可能還會有新的病毒出現,我們還要繼續這樣下去嗎?反思資本主義制度不公義、非人性的一面,或許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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