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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投書》醫病平台/後防疫時代的公衛體系:挑戰才開始 / 陳美霞


 

後防疫時代的公衛體系:挑戰才開始

陳美霞(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大公衛所特聘教授)

 
聯合報刊登: https://reurl.cc/D9Ex8e
 
衛促會粉絲宣傳: https://reurl.cc/MvVLxK

【編者按】這星期醫病平台第四度以「新冠肺炎」為主題。長年耕耘於社區醫療的陳錦煌醫師認為台灣疫情控制的成功主要在於境外管制與全民加強衛生習慣,但相對的我們絕大多數人對這種病毒都沒有免疫力,而提出他對解封的憂心與建議;成大公共衛生陳美霞教授針對解封之後的「後防疫時代」台灣會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建議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於教育民眾,建立全台社區防疫網;由台赴美短期進修的急診醫師分享他所觀察到的不同文化背景對疫情加劇的各種反應,以及回國後親身體驗十四天居家檢疫,身為「救人的醫師」同時又是「令人懼怕的潛在感染者」,寫出發人深省的「疫情中的你和我」。

台灣在新冠病毒病(covid-19)流行的過程中,因為境外阻絕超前部署有效,再加上確診病人接觸者的調查、嚴密的隔離檢疫政策、民眾洗手與戴口罩的普及性,使得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都相對低,台灣民眾因此幸運的逃過新冠病毒在世界許多國家或地區造成慘烈傷害的一劫。

然而,台灣過去數個月防治covid-19的過程,防疫焦點都集中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身上,由指揮中心從上到下的發出指令,基層衛生局、衛生所都是被動配合防疫中心的指示。基層民眾也被動配合指揮中心之令,而勤洗手,而戴口罩。在這樣由上而下、防疫一條鞭的政策下,公衛體系中與民眾密切結合的社區防疫網的潛力也沒有被發動起來。因此,數個月過去了,台灣的公衛體系基本上並沒有因為covid-19的流行遭遇大幅度的挑戰,當然更沒有機會因covid-19接受過紮實的鍛煉。

因為連續多日零確診病例,台灣即將開始「解封」。那麼,「解封」之後的「後防疫時代」,台灣社會面臨什麼樣的公共衛生問題?一方面,台灣每年因傳染病或慢性病而受苦、而死亡的人成千上萬,covid-19的流行只不過是眾多公共衛生問題的一小部分。2018年,全台灣有17萬2千多人因各種疾病或健康問題—例如癌症、心臟疾病、肺炎、腦血管疾病、糖尿病、事故傷害等等—而死亡。此外,台灣還有許多其他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迫切需要解決,如食品安全、生態環境嚴重污染、疾病污名化、健康不平等越來越惡化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必須擔負處理這些公共衛生問題的重責大任的公衛體系,卻在過去數十年之中經歷公衛體系嚴重弱化的過程。因此,雖然台灣逃過covid-19流行一劫,在「後防疫時代」,無時無刻必須面對上述殘酷的現實的台灣公衛體系,挑戰才真正開始。

在分析「後防疫時代」公衛體系的挑戰之前,我們先對公衛體系做個簡單說明。公共衛生是一門經由社會集體的、有組織的力量,預防疾病、促進健康、延長壽命的科學與藝術。它有兩大特點︰一、預防為主,治療為輔;二、以社會集體的、公共的力量,以促進全人口(而不是個人)的健康為目標。公衛體系包括預防及醫療兩大部門,前者是在健康問題還沒有發生之前做的預防性工作(例如傳染病及慢性病還沒有發生之前的預防、婦幼保健、衛生教育),後者則是在健康問題或疾病已經發生了,才加以治療的工作(例如新冠病毒已經感染人,而且在人體內造成嚴重肺炎以後,必須在醫院治療)。依照公共衛生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的原則,理想的公衛體系應該投入大量資源在預防部門,方能有效預防民眾生病,實在無法預防的疾病發生了,才由醫療部門來處理,而且這兩個部門必須密切合作。

以上述公共衛生的兩大特點,來檢視台灣光復以後公衛體系的歷史發展,我們很遺憾的發現:公衛體系的發展是與這兩個特點背道而馳的。也就是說,它是從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發展成治療為主、預防為輔的;另外,它是以比較集體的力量、轉向以個人的力量來維護全民健康的。

1950到70年代中期,台灣公共衛生的政策主要是預防重於治療,主力是把基層衛生建設好,而且投入很多資源到公立醫院的建設;這個時期,政府以國家的、公共的、集體的力量來推動公衛體系的發展及壯大。但是,在1980至9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後,台灣公衛體系的醫療部門就越來越商品化、市場化、私有化、擴大化、財團化,預防部門相對的侏儒化,因此整個公衛體系弱化了。台灣2018年的總醫療保健支出是新臺幣1兆1千332億元,其中,投入到預防部門工作的經費就區區480多億,占4%!反之,醫療卻占了96%!後者基本上就是私人資本主導。也就是說,從1980年代開始,台灣政府在全民健康促進與維護這個集體事業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微弱,醫療部門丟給私人資本或市場,預防部門則只給予微不足道的支持,政府基本上已經退出促進及維護全民健康與生命的應有責任,並且把健康的責任個人化,要求每個人為自己健康負責——它對人民說:「生病了,就去醫療部門尋求治療吧!」基本上社區集體的作用是微弱的。

上述的歷史分析呈現,如今台灣的公衛體系已經在過去數十年之間逐漸被弱化了。那麼,在「後防疫時代」,當台灣社會必須面臨種種嚴重而且亟待解決的公共衛生問題的處境下,公衛體系能否面對、迎接、承受、處理、解決這些挑戰?實不容樂觀。最令人不解的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給台灣民眾在解封之後的建議卻是十分個人化,與改造、鍛煉公衛體系毫無相關的「防疫新生活」。作為一介公共衛生學者,筆者誠心建議:

1)當台灣民眾因為covid-19流行的衝擊,對自己的健康問題、對公共衛生的問題、對公衛體系發展的問題更關切的這個難能可貴的時刻,政府應該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到教育民眾的工作,讓他們理解公共衛生預防勝於治療、公共的、集體的原則,同時發動他們關注他們身邊的基層公共衛生機構,包括衛生局、衛生所,甚至以志工方式投入基層衛生機構的公共衛生工作,集體投入全民健康促進及維護的事業。

2)將全台社區防疫網建立起來,讓社區民眾以集體的智慧來投入這個防疫網的建構及推動。

3)任何公共衛生工作的推行,一定要以「由上而下、從下到上」雙向的、互為辯證的方式推動;「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而草根民眾的智慧自然也是台灣最美麗的風景,當我們面向台灣草根社會,我們將會深刻感受草根社會擁有著充沛的能量與豐富的智慧,那麼我們與他們共同建立一個更健全的、更能接受種種挑戰的公衛體系,將會是充滿著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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