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霞/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大公衛研究所特聘教授

聯合報刊載網址 : https://reurl.cc/MA6ao3  2021/07/01

日前中研院院士陳培哲因抗議國產疫苗政策的專業與科學受到蔡英文總統及其執政團隊的政治力干擾,憤辭疫苗審查專家會議委員。社會議論紛紛,人們開始質疑:政府為護航所謂「國產疫苗」,竟然可以跳過為疫苗安全把關的專業與科學?

蔡總統常自詡台灣是自由民主的社會,那麼,面對這個攸關台灣人民健康及生命的疫苗民主問責,人民有權進一步質疑:政府企圖護航的高端及聯亞疫苗,是由兩家私人企業,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陷入疫苗荒的台灣人民急迫需要疫苗的困境中,為賺取利潤,累積其資本而製造的商品,蔡總統憑什麼將之定性為「國產疫苗」?

下面簡短回顧光復後疫苗製造史,這個歷史映照出蔡總統護航的「國產疫苗」其實並非國產的荒謬。

光復後到二○一四年疾病管制署疫苗工廠關閉,台灣歷經一甲子輝煌的疫苗製造史。疫苗研發與製造的歷史過程,所需經費及資源、人才培養、機構建立,全部由政府負責,沒有任何私人資本角色,其目標是提供人民疫苗接種服務(而不是買賣疫苗商品)、促進人民健康(而不是藉此賺取利潤、累積資本)。這些疫苗,是名副其實的國產疫苗。

光復初期,台灣已可製造十多種疫苗。一九五○至七○年代,國產疫苗已為當時盛行的天花、霍亂、痢疾、瘧疾、日本腦炎、肺結核、小兒麻痺等等的防治立下大功。而且,當時國產疫苗不僅供應本國,甚至有些疫苗可援助泰國、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等國。全盛時期,政府疫苗機構可製造近四十種疫苗!直到一九八○至九○年代,政府持續全力投入疫苗製造的廠房設備及疫苗品質提升、疫苗產能的增加,疫苗生產技術有了大突破,製造三大類疫苗:細菌性疫苗、病毒性疫苗及抗毒血清。

令人扼腕的是,九○年代末期在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下,政府也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公立機構被迫裁員瘦身,國營事業私有化;對私人資本則施行鬆綁管制的鼓勵政策。表現優秀、成果傲人的國產疫苗機構也無法避免裁員瘦身命運,政府對國產疫苗製造的投入逐漸減弱,到二○○○年代末期陸續停產一些疫苗。終於,二○一四年,疾管署疫苗工廠因設備老舊,不得不關閉,為輝煌的國產疫苗製造史畫下句點。名副其實的國產疫苗也一去不復返。

蔡總統及其幕僚大力護航的高端及聯亞疫苗,其特性與上述台灣疫苗製造史的國產疫苗正好相反:它的製造商本質上是私人企業,疫苗是為買賣而製造的商品,不是提供人民免費或低價疫苗接種服務;他們的主要目標不是促進人民健康,而是為賺利潤、為積累資本、為企業股東增加利潤而製造疫苗商品。

對照國產疫苗製造史,蔡總統及其幕僚將高端及聯亞疫苗定性為「國產疫苗」,反映他們對台灣疫苗製造史及公衛倫理的無知或漠視。當我們看到疫苗生產凌駕人民的生命與健康,成為資本市場競逐的股價與利益時,這樣的國產疫苗政策堪稱是台灣公衛史的另一種不義與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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