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經濟 也為弱勢拚公道
陳美霞
總統選後，與組閣的新聞猜謎的同時，日前，中國時報以頭條新聞報導：台北市萬華區，發生一個慘絕人寰的事件：一位長期失業、累積六、七十萬卡債的中年男子，在勒死自己十三歲兒子後，上吊自殺身亡。次日，各大媒體又報導另一樁事件：宜蘭南澳鎮一位失業的中年男子帶著他八歲女兒一起燒炭自殺身亡。
顯然地，這兩位面臨失業、經濟困境、家庭困境而走上絕路的男子，並無法等到新政府「拚經濟」的承諾兌現，為其紓困。他們身在城鄉二地，所代表的卻非僅僅兩個個案，隱藏在台灣社會中尚有成千上萬面臨類似困境的人或家庭。他們的絕望只是凸顯出此一問題的嚴峻、迫切。
這些面臨生活困頓巨大壓力的群體，我們稱為「弱勢群體」。弱勢群體的產生，反映一個社會集體努力所得的經濟成長果實以及伴隨著這個果實的社會權力的分配不平均、社會結構不合理，因此導致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的兩極化，在這兩極化的底層那一端，弱勢群體於焉產生。
觀察台灣過去數十年來國民生產毛額變化，我們發現，從一九六○年代末期至今，台灣的社會總財富幾乎未曾中斷的增長著，而台灣的吉尼係數顯現，在一九六○至七○年代，這個由台灣大眾所共同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部分確實是由社會各個階層分享的，因此，當時社會的收入分配明顯的漸趨平等，吉尼係數因而下降。但是這個成果並沒有永續維持，到一九八○年代股市泡沫經濟、房市炒作推波助瀾之下，吉尼係數就開始上升。
而在一九九○年代，政府全面推動新自由主義、鬆綁、市場化、私有化政策之後，社會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更大幅惡化。進入廿一世紀後，急劇加大的貧富差距已然成為台灣極為嚴峻的社會問題。於是，弱勢群體的人數就不斷的擴大中。此外，近十年來，台灣物價指數不斷上漲，使得弱勢群體家庭經濟困頓的處境更如雪上加霜。
台灣的弱勢群體到底有多大呢？它包括許多人數龐大的次群體。官方極度嚴苛定義下的低收入戶，台灣約有九萬戶，涵蓋廿二萬人。除了這些幾乎是赤貧的低收入戶之外，依據歐洲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對貧窮的最新定義，台灣至少有一三八萬人屬於新貧與近貧一族。
還有，單親家戶中的低社經地位者：包括六萬貧窮家戶、廿二萬低教育家戶、廿一萬低職業位階家戶，以及單身家戶中的貧窮戶（約九萬）、無業戶（約三十四萬）、及低教育單身戶（約四十二萬），都是弱勢群體。另外，失業者以及貧窮工作者也是弱勢群體，各約有四十多萬人。其他還有殘障者、貧窮獨居老人、遊民、卡債族、毒癮者、職業病及職業災害受害者…等等許許多多的弱勢群體。
身處弱勢這一端的群體，他們在社會經濟地位的弱勢，也常常導致他們的健康也多處於弱勢：一般而言，他們在身心健康狀態、疾病盛行率及死亡率、聽力及視力問題、常有的疼痛問題、日常生活功能障礙的困難等等多類健康指標上，幾乎都比非弱勢群體差很多。而弱勢群體的健康弱勢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弱勢是環環相扣的，形成一個共生關係，導致弱勢群體難以突破的困境。
弱勢群體的社經及健康弱勢主要是社會制度的問題，不是個人或個別家庭的問題。當台灣弱勢群體的人數過去數年來不斷擴增的時候，同時也正是社會總財富不斷增長、富豪人數以驚人速度增加的時候。這樣的社會制度下，富有來自貧窮、貧窮來自富有。新政府要拚經濟，也要同時面對此一嚴峻、迫切的課題。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列的基本人權中，個人和家庭的福祉及健康保障正是其中一項。而攜子自殺慘案及本文對台灣弱勢群體問題的分析，卻凸顯這個群體的基本人權沒有受到保障的殘酷現實。假如台灣是一個公平、正義、有愛心的社會，面對台北萬華及宜蘭南澳中年男子絕命的抗議，怎能無動於衷？台灣社會如何還給他們以及他們所屬的弱勢群體一個公道？
（作者為成功大學公衛所教授、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