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 刊載網址 https://www.storm.mg/article/4118965

2021-12-27 06:50

台灣新冠病毒疾病(Covid-19)防疫的表現到底是模範生還是後段班?這個問題,自從2020年1月台灣繼2019年年底在中國大陸武漢爆發新冠病毒疾病流行,開始發現境外移入新冠確診病例之後,至今近兩年,就在台灣社會爭論不休。

模範生還是後段班之謎

而這個「模範生還是後段班」的爭論到今(2021)年5月中–台灣爆發新冠病毒疾病嚴重社區感染–達到最高峰。排名爭論的主要依據是美國《彭博社》從2020年11月開始設計及每月發表的「全球防疫韌性排名」(The Covid Resilience Ranking),被評比的是經濟規模超過2000億美元的53個國家/地區—包括台灣,評分項目包括「疫苗覆蓋率」(People covered by vaccines)、「封鎖嚴重度」(Lockdown Severity)、「航班載客力」 (Flight Capacity)及「接種疫苗旅客自由度」(Vaccinated Travel Routes)等四項指標。根據這個排行榜,台灣從2020年12月的第2名、2021年1月的第4名及2021年4月的第5名—都堪稱「模範生」,到2021年6月就降到44名,至此,台灣社會稱此排名表現為「後段班」。也就是說,短短數個月,台灣的防疫表現排名,從「模範生」「暴跌」到「後段班」。今(2021)年12月初,台灣的排名又「躍升」到31名,此時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還得意洋洋的對著媒體「大膽預測」:「排名還會再進步」。

然而,這個評比制度卻是經不起嚴謹分析的。首先,它評比的對象到底是什麼?即,它的分析單位是什麼?是整個國家/地區嗎?還是負責傳染病防治、促進及維護人民健康及生命的公共衛生體系?《彭博社》及台灣社會在報導或分析台灣及各國的防疫表現排名的時候,從來沒有說清楚;其次,它的指標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決定。例如,《彭博社》使用的評比指標的核心精神是資本社會運作的自由度及開放度,包括被評比的國家/地區經濟運作的自由程度,也包括這個國家/地區對全球經濟運作開放的程度;而這個評比不關心該國/地區有沒有能力保護人民的健康及生命。就是因為這樣的評比精神,確診人數及死亡人數都居世界之冠的美國,竟然一度(2021年6月)被這個評比制度列為第一名!

再其次,這個評比制度是典型的實證主義哲學思維的產物:它用一些數據、一些他們選擇的指標(如疫苗覆蓋率、航班載客力)來呈現被評比的國家/地區的防疫表象,但是它不關注內在邏輯推理及因果關係的分析。因此,這個評比制度只告訴我們各國/地區就《彭博社》的指標的排名,但是我們完全無法從這個評比了解各國/地區排名的邏輯推理及因果關係。例如,台灣在2021年5月之前是「模範生」這個「果」的「因」是什麼?而2021年6月台灣又忽而變成「後段班」這個「果」的「因」又是什麼?而又如,2021年6月美國被列為第一名這個「果」的「因」是什麼?我們從這個評比制度完全無法獲得解答這些問題的知識。最後,這個評比制度是去歷史的: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地區或一個公衛體系的表現如何,必然是長年的努力及經驗累積的結果,因此,要了解該國/地區、該體系的表現,必須先要分析它過去的歷史;但是,《彭博社》這個評比制度完全沒有對受評比的國家/地區或該國/地區的公衛體系的歷史發展做分析,因此它的評比制度是去歷史的、它扁平的看待被評比的國家/地區或公衛體系。也就是這個去歷史、扁平看待國家/地區或公衛體系的評比制度,才會得出像台灣在短短數個月之內,居然從「模範生」搖身一變而成為「後段班」、這種不符合國家/地區或公衛體系歷史發展規律的怪異結論。

《彭博社》的防疫評比制度,因為上述幾個問題,使得無論國際或台灣社會對它的排名的報導及論證,多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法有共識。因此,台灣防疫表現究竟是模範生還是後段班的爭論,到目前為止還是個無頭公案。這樣的評比制度,對人類想進一步了解這個「世紀傳染病」的防疫對策的問題,幫助有限。

以公共衛生原理評比台灣新冠病毒疾病防治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評比或審視台灣新冠病毒疾病防疫的表現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有個自覺: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可能有簡單的答案的,它是層層因果關係的最後結果。但是,我們認為,審視或評比的方法至少應該避免上述《彭博社》評比制度的問題,以免治絲益棼,對防疫的知識增進無濟於事:

一、應該清楚指出分析對象,而且分析單位應該就是各國/地區負責傳染病防治及促進與維護全民健康及生命的公衛體系;

二、核心價值應該就是關心該國/地區人民的健康及生命,而不是本末倒置的關心資本制度的經濟運作;

三、除了用數據來呈現公衛體系的一些現象,更應該深入分析內在的、質性的因果關係;

四、應該分析該國/地區公衛體系的歷史發展,不可去歷史。

既然我們的分析對象是公衛體系,那麼,下面筆者將提出一個以公共衛生原理評比台灣的新冠病毒疾病防疫表現的另類方法,這個方法與《彭博社》評比制度的思維是截然不同的,我們以負責傳染病防治、促進與維護全民健康的公衛體系為分析單位,從最根本的公衛體系到底有沒有遵循公共衛生原理設計及執行分析起。

我們先對公共衛生原理做個說明:公共衛生是一門經由社會集體的、有組織的力量,預防疾病、促進健康、延長壽命的科學與藝術。公衛體系包括兩大部門︰預防與醫療,前者是在健康問題還沒有發生之前做的預防性工作,後者則是在健康問題或疾病已經發生了,才加以治療的工作。公共衛生有兩大基本原理:一、預防為主、醫療為輔;二、強調「公共性」、「集體性」、「組織性」:人類健康及生命是深受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影響的,因此公共衛生的問題有明顯的「公共性」,因而公共衛生也必須經由社會集體的、有組織的力量來推動,進而促進全人口–而不是個人–的健康;在此,我們必須指出,這三大特性與資本社會基於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個人利益、自我支配的價值觀大相徑庭。這三大特性在當代公衛體系的表現是:因為全民健康及生命的「公共性」,政府必須承擔起促進及維護人民健康的責任,與民眾共同集體的、有組織的推動公共衛生工作。反之,則是將本該是政府的責任丟給私人資本或個人,將公衛體系的醫療部門商品化及市場化。醫療商品的提供及交易是個人性的,不是集體性的,是為了各別醫療資本家的利益,因此也是沒有組織性的。

下面我們用這兩個公共衛生原理作為「黃金標準」來審視、評比台灣及其他國家的公衛體系;我們認為,越符合這兩個原理的公衛體系,表示這個體系越有條件做好防疫的工作,因此這個體系的排名應該是比較趨向「模範生」或至少是「前段班」的;反之,則防疫工作越無法做好,排名也就趨向「後段班」。

我們先檢視台灣公衛體系是否符合第一個原理:即,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筆者過去的研究(陳美霞,2011;2012;2020)發現,台灣光復後,無論從公共衛生政策、人力、經費、權力、及衛生所功能等層面,公衛體系都呈現醫療化的歷史發展。

在一九五○到七○年代,許多比新冠病毒疾病更險惡的急性、慢性傳染病橫行台灣,但當時公衛體系打造的社區防疫典範,成功使霍亂、痢疾、瘧疾、日本腦炎、肺結核、小兒麻痺等傳染病銷聲匿跡。為何稱為「典範」?因為公衛前輩們打造的社區防疫機制,遵循公衛兩大基本原則:一、以「預防為主,醫療為輔」原則,處理與解決傳染病流行問題;二、堅持公共衛生問題的公共性,系統的、集體的、有組織的、以社區民眾及基層衛生所為行動主體的推動社區防疫工作,以縣市衛生局及中央衛生機構承擔支持、協助及統籌角色。

當時公衛政策以「基層公共衛生預防建設優於醫療建設」為最高指導方針,政府賦予公衛最基層組織衛生所大量資源及人力。傳染病防治均透過衛生所公衛護士、公衛醫師及保健員,挨家挨戶接觸、拜訪,展開衛教、篩檢、監測、通報、調查、疫苗接種等大量預防性工作。衛生所人員與社區民眾為了維護民眾健康的共同目標打成一片,自然形成一個社區防疫行動主體。這些有系統、有組織、以集體為推動單位的公衛工作,加上公衛體系其他部門全力配合,使台灣六、七○年代戰勝許多險惡傳染病。

因為篇幅所限,我們以上面五個面向中的人力變遷呈現這個醫療化的歷史發展。圖一展現1950年代至今醫事人員(包括醫生、護士、醫技人員等)及公立衛生機構負責預防工作的公共衛生人員增加的趨勢;衛生署從1985年始才有有關公共衛生人員的統計資料,即使如此,這張圖仍然彰顯一個相當突出的事實︰台灣的公衛體系在1980年代之前,醫療部門與預防部門人力規模相差不大,但在1980年代之後,則是醫療部門人力不斷增長,預防部門的人力沒有明顯增長,結果是醫療與預防部門人力呈現巨人與侏儒的對比。

「經費」也出現相應變化,相對1980年代之前的公衛體系投入大量經費及人力到防治傳染病及其他非傳染性疾病或健康問題的預防工作,1980年代之後,公衛體系投入到預防工作經費的比例,明顯減縮,到2018年,全國醫療保健總支出的1兆2千多億元中,就只有約4%投入預防部門,其餘都投入醫療部門。

也就是說,光復以後,台灣公衛體系的歷史是從「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發展成「醫療為主、預防為輔」的過程。

圖一、1954-2018年台灣公衛人員數與醫療人員數的變遷
圖一、1954-2018年台灣公衛人員數與醫療人員數的變遷

接著,我們來檢視台灣公衛體系是否符合第二個基本原理:強調公共性、集體性及組織性。

從圖二及圖三公私立病床數及醫事人員數的變化可以看到,1980年代之前,公私立醫院的規模及人員數量旗鼓相當,而且政府大幅投入公立醫院的建造與支持其經營,甚至在1950及1960年代,公立醫院的病床數比私立醫院的病床數還要高;然而,1980年代後,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支持急劇下降,私人資本主導醫療部門發展。即使公立醫院的病床數及醫事人員數也增加(但明顯不如私立醫院的增幅),然而因為政府在1980年代後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公立醫院的補助逐年降低,公立醫院開始必須自負盈虧,被迫進入市場競爭的行列,因此公立醫院在1980年代後本質上與私立醫院並沒有差別,同樣以個人醫療為運作單位,為了醫院的利益、利潤而經營。

而在過去數十年間,不斷增加的診所幾乎全是私立,公立診所佔診所總數的比例,目前已經低於1%。也就是說,1980 年代後,醫療部門,包括醫院及診所,基本上走向全面商品化、市場化。

總之,1945年台灣光復迄今公衛體系的發展是:從偏向公共性,轉而偏向個人性;從比較集體的力量,轉向以個人的力量來維護全民健康;從組織基層民眾推動公共衛生,轉向民眾自掃門前雪以維護本身的健康及向醫療部門尋求治療自己的疾病。公衛體系的設計、推動與執行,愈來愈背離公共衛生的兩大基本原理,最終走向其對立面:醫療化、個人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商品化及市場化。這樣的公衛體系正是2020年1月新冠疫情侵襲台灣時,台灣社會承襲的公衛體系現況。

圖二、1950-2018年公私立醫療院所病床數變化
圖二、1950-2018年公私立醫療院所病床數變化
圖三、1971-2018年公、私立醫療院所醫事人員數變化
圖三、1971-2018年公、私立醫療院所醫事人員數變化

我們上面有關台灣公衛體系的醫療化、商品化、市場化歷史發展的分析,反映台灣在1980年代之前的公衛體系是符合公共衛生的兩個基本原理而設計、而推動、而執行的,所以,這個時期的公衛體系,相對1980年代之後,就公共衛生兩大原理,是屬於「模範生」或「前段班」級別的。但是,這個「模範生」在1980年代後,就開始逆轉,越來越背離公共衛生的兩大原理,最終走向兩大原理的對立面:醫療化、個人化、商品化、市場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變成「後段班」。而這個「後段班」公衛體系正是2020年1月新冠疫情開始侵襲台灣之時,台灣社會承襲的體系。

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疾病入侵台灣之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掌管全台灣的新冠病毒疾病防治工作,它並沒有試圖改革公衛體系的醫療化、個人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問題;相反的,過去近兩年的防疫過程,事實上是與公共衛生兩大原理背道而馳的。首先,指揮中心違反「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的公衛基本原則,主要關注的是已感染、得病,甚或死亡的確診及死亡病例數及其醫療,鮮少過問公衛體系更前端的預防及社區防疫工作,所以醫療化的問題更是變本加厲。

其次,有關公共衛生第二原理,指揮中心不僅沒有試圖改革醫療部門商品化及市場化的問題,甚至將防疫工作更往個人化的方向推動。全台灣防疫焦點都集中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身上,由指揮中心從上到下的發出指令,基層衛生局、衛生所都是被動配合防疫中心的指示。基層民眾也被動配合指揮中心之令,而勤洗手、而戴口罩、而保持社交距離。在這樣由上而下、防疫一條鞭的政策下,公衛體系中與民眾密切結合的社區防疫網的集體智慧及潛力也沒有被發動起來。2020年六月,在連續數天零確診病例後,台灣開始「解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給台灣民眾在解封之後生活指引卻是十分個人化,與改造、鍛煉公衛體系毫無相關的「防疫新生活」:請民眾繼續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盡量不去人潮擁擠的地方等等個人的行為指引。而這樣的個人化指引,貫穿新冠病毒疾病防疫整個過程。其實,社區民眾除了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等的個人行為以外,還可以在疾病風險溝通、謠言制止、資源協調、情緒安撫、組織動員、科學防疫、危機處理及意見反饋方面發揮很好的作用,但是指揮中心完全沒有試圖發揮社區民眾這些方面的集體能動性。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下個小結:台灣光復後到1980年代,公衛體系及其傳染病防治,假如就公共衛生兩大原理來評比,堪稱「模範生」或至少是「前段班」。然而,1980年代之後,到2020年新冠病毒疾病侵襲台灣,到2021年5月社區感染,到如今,台灣公衛體系及其傳染病及新冠病毒疾病防治工作的表現,就公共衛生兩大原理評判,是「後段班」。

與其他國家/地區的新冠病毒疾病防治做評比

分析到此,讀者必然好奇:我們已經以兩大公共衛生原理審視、評比台灣公衛體系及其新冠病毒疾病防治了,那麼,其他國家/地區又如何呢?篇幅有限,我們下面就這兩大原理,綱要性的分析筆者過去曾經做過系統研究的中國大陸、英國及美國的防疫表現,而且我們的評比及分析還是秉持我們另類評比的核心價值,就是,我們關心這些國家人民的健康及生命,而不是本末倒置的關心資本制度的經濟運作。

首先檢視中國大陸:十分有趣的,雖然兩岸的政治制度迥然不同—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走的是社會主義的路,而臺灣基本上就是走資本主義的路;但是兩岸的公衛體系歷史發展卻又有神似的地方。中共建國後的前三十年,也就是1949到1980年代,公衛體系政策推動原則主要是:預防為主,醫療為輔;醫療部門則是根據人民健康問題的公共性,以集體的、有組織的方式推動。在人民公社下建立合作醫療機制、在基層鄉鎮以集體力量推動衛生工作;訓練從當地評選出來、熱心為人民服務的「赤腳醫生」,從基層民眾的立場,負責基層衛生醫療工作;以中西醫結合執行醫療工作;注重農村衛生醫療;全國醫療機構幾乎都是國家或集體所屬、以提供人民醫療服務為使命;公衛工作與群眾運動結合。

但是後四十年—就是1980年代之後,這樣的原則卻有了大逆轉:醫療為主,預防為輔;醫療部門往個人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的大方向發展。人民公社及合作醫療解體;為人民服務的「赤腳醫生」消失,取代他們的多是以提供醫療商品賺取利潤及收入為主的鄉村醫生;衛生醫療資源從農村轉向城市;更注重西醫,商品化、市場化醫療服務的提供,大量增加對醫療機構的投入,迫使公立醫院自負盈虧,甚至允許、鼓勵私人資本進入醫療領域,以賺取利潤、積累資本;公衛不再注重群眾運動,反而注重個人化的醫療技術。

因此,當新冠病毒疾病的流行在2019年年底侵襲中國大陸湖北武漢的時候,中國大陸已然承襲逐漸醫療化、個人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商品化、市場化的公衛體系,當然這樣違反公共衛生兩大原理的公衛體系很可能對這個陌生的傳染病的防治會力有未逮的;再加上疫情在武漢爆發時,中國大陸—甚至全球–公共衛生領域對新冠病毒的性質是不理解的,因此一旦新冠病毒傳染病侵襲武漢,全國及公衛體系經歷一段混亂時期,確診及死亡人數也快速增加,但是穩定下來以後,就很有魄力的執行各種防疫措施,也收到成效。這主要歸功於中國大陸政府迅速介入,發揮從社會主義時期就建立起來的政府治理能力,封城、在武漢快速建設兩個防疫醫院、對感染者免費救治、應收盡收、中醫介入等果斷措施;另外一個歷史性的因素是,中國大陸還殘留著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疫情爆發後,大陸各地醫護人員都到湖北支援,適時防堵了新冠病毒疾病的蔓延;另外,少數社會主義時期殘留的基層社區組織,也發揮了組織民眾投入當地防疫工作的作用。我們要特別指出,中國大陸上述這些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及行動,都是與1980年代之後的醫療「市場化」原則背反的,也就是說,這些措施與行動事實上是「去市場化」、去醫療化、公共化、集體化、組織化的。

其次審視英國公衛體系。英國擁有非市場化的醫療體系: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或稱公醫制。二戰之後,英國人民決定,他們的醫療不應該是作為買賣的商品,他們認為,醫療的提供及其經費的支持應該是一個國家集體的事業,因此,這個責任應該由政府與民眾共同來承擔。

20211214-SMG0034-N01-黃天如_02_各國強制完全接種新冠肺炎疫苗措施
各國強制完全接種新冠肺炎疫苗措施

於是,1948年開始,英國擁有了一個以政府稅收為基礎、政府負責提供全民免費醫療的公醫制。這樣的醫療體系是符合公共衛生的第二原理的。可惜,英國保守黨柴契爾政府在1990年代開始市場化公醫制、也開始引入私人資本,甚至私有化部分公醫制,這同時,政府也逐漸將公醫制提供全民免費醫療的責任部分脫手。因此,英國的醫療部門也逐漸背離公共衛生第二原理。

英國的公醫制與預防性的措施是密切結合的,例如:政府規定,公醫制的家庭醫師除了醫療以外,也提供預防性的服務,包括預防接種。但是,英國公衛體系的預防部門的支出只佔總醫療保健支出的5%,雖然比多數國家(包括美國)高,但是與公衛體系「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的理想還是相差甚遠。

雖然英國至今名義上還擁有公醫制,它的風華早已今非昔比,到今年新冠病毒侵襲英國的時刻,已經虛弱不堪、岌岌可危的英國公醫制幾近崩解。再加上預防部門常年沒有得到政府足夠的重視,人力及經費一向不足,而財政緊縮政策更使得平時就得燒香、免得臨時抱佛腳的預防部門雪上加霜,無法影響大局。

最後我們來分析新冠病毒疾病確診病例(目前超過5120萬)及死亡人數(超過81萬)均冠全球的美國。美國醫療體系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但這是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的結果。196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以免稅、補助等等誘因,開始大力鼓勵私人資本投入到醫療領域──特別是大醫院/醫學中心的建造。數十年發展下來,美國醫療體系不斷擴大,本來應該是治病救人的場域,卻變成醫療商品買賣、醫療資本家賺取利潤、華爾街投資家最愛的地方,也就是說,巨大的資本投入到醫療體系,目的並非為了促進或維護人民的健康。

西方已開發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全民健保或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因為美國的醫療體系是完全市場化的,對美國人而言,醫療是一種買賣關係,有錢人可以買到好的醫療商品,沒錢的人不但買不到可以治療他們疾病的醫療商品,還可能會因為支付極高的醫療費用而破產。醫療在美國是一項特權,不是人權。總的而言,美國的醫療體系是個人化、去公共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的,所以是完全與公共衛生第二原理背反的。

美國總醫療保健支出中,只有少得可憐的3%投入到預防部門。這與公共衛生「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的原則完全背道而馳。過去10多年,政府又不斷刪減預防部門的經費及人力。美國公衛界曾經大聲呼籲:公衛體系預防部門的人力短缺25萬,需要大幅增加人力資源,但政府完全不理會。

1960年代之後美國政府逐漸將治療美國人民疾病的責任丟給私人資本,導致醫療部門不斷的擴大,而預防部門卻相形侏儒化,最後是公衛體系不斷的弱化。不意外的,美國對COVID-19的流行毫無招架之力。

上面我們以公共衛生兩大原理綱要性的審視中國大陸、英國及美國的公衛體系,我們大致可以做出簡短的評比: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之前的公衛體系,與台灣一樣,是一個模範生,但是1980年代後,就逐漸從模範生退步了,到新冠病毒疾病在大陸武漢流行的時候,大陸的公衛體系已經往後段班滑落了。英國的公衛體系,醫療部門在1990年代之前,就公共衛生第二原理評判,堪稱模範生,但是之後的市場化及私有化,就讓英國公醫制本來是模範生的地位逐漸往後段班滑落。美國的公衛體系,很明顯的,打從1960年代開始一直到如今,就公共衛生兩大原理,都是後段班,甚至可以說是倒數第一名的!

代結論

台灣新冠病毒疾病防治,到底是模範生還是後段班?這個問題,在台灣社會近兩年的疫情侵襲期間,爭論不休,至今還是一個無頭公案。這個爭論源自《彭博社》的防疫評比制度。本文開頭,我們指出這個評比制度有嚴重的問題,進而提出另類的、截然不同的思維及方法,以最根本的公共衛生原理來審視、評比公共衛生體系及其防疫工作,得出與《彭博社》完全不同的評比結果。

然而,我們也提醒讀者:要分析一個公共衛生體系防疫的結果或表現,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也是一個層層因果關係的最後結果,因此不是以幾個指標數據就可以得出答案的。因此,我們從最基礎的層次–公共衛生體系該遵循的兩大原理–分析起。

我們也理解,讀者閱讀了本文的分析之後,可能還有各種未解的困惑:例如,既然1980年代後、到新冠病毒疾病侵襲台灣、到嚴重社區感染暴發、到如今,台灣公衛體系及其防疫就公共衛生兩大原理審視結果是後段班,為什麼台灣在2021年5月社區感染之前,新冠病毒疾病的確診及死亡病例相對其他國家/地區少很多呢?這是因為,導致確診及死亡病例的多寡,除了公衛體系是否符合兩大原理以外,還有其他許多層次的原因,例如,民眾洗手與戴口罩的普及性、嚴密的境外阻絕(特別針對中國大陸)、確診病人接觸者的調查、嚴密的隔離檢疫政策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又如,讀者可能也疑惑:既然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之後的公衛體系從模範生逐漸退步,到新冠病毒疾病疫情來襲,已經開始滑落到後段班,而中國大陸雖然在2019年年底疫情在武漢爆發以後混亂一陣子,數月之後,疫情就控制下來,這要怎麼解釋呢?一樣的,我們認為上面解釋台灣的情況類似的,導致疫情控制的原因,除了公衛體系是否符合基本原理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就中國大陸的情況,上面我們已經提過,主要是因為大陸政府及社會在兇猛的新冠病毒疾病突擊下,迅速推出「去市場化」的措施及行動、也將社會主義時期遺留下來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及時發揮;還有,雖然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來的基層的合作醫療及赤腳醫生的制度,已經在1980年代後因為市場化改革政策而解體,然而,之前遺留下來的基層組織也及時凝聚起來。無論如何,我們在本文僅提供一個嚴謹審視及評比公衛體系及其防疫的另類思考,如何進一步對各國/地區公衛體系防疫表現的分析及評比?則還有許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做呢!

參考文獻

陳美霞,台灣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歷史發展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1:3-78, 2011。

陳美霞,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共生關係:一個歷史的考察,疾病與社會:台灣經歷SARS風暴之醫學與人文反省, 蔡甫昌、江宜樺主編。台北:台大醫學院,2012;128-153。

陳美霞,橫行兩岸的公衛醫療市場化,人民食物主權公眾號,2020。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這個網站採用 Akismet 服務減少垃圾留言。進一步了解 Akismet 如何處理網站訪客的留言資料